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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為什么要進行“廁所革命”?

發布時間:2019-10-14 09:27來源: 鉛山縣農業農村局編輯:農業農村局 視力保護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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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時針撥回到1932年。

    面對內外交困、積貧積弱的中國,上海《東方雜志》策劃了一次征求“新年的夢想”活動,向各界人士發出征稿函,魯迅、林語堂、胡適等140 余位國人,發表了 244 個“夢想”。

    其中,暨南大學教授周谷城的話,最為簡短有力:“我夢想中的未來中國首要之條件便是:人人有機會坐在抽水馬桶上大便。”

穿越80多年的歷史歲月,透過這句略顯不雅的話語,我們仍能清晰感受到一種炙熱的情感和迫切的愿景。廁所,也濃縮成一個度量文明的鮮明符號。

當今的中國,抽水馬桶已經成為大多數家庭的“標配”。城市公廁建設水平不斷升級,中國正在集中力量啃下“農村廁改”這塊“硬骨頭”。

《農村人居環境整治三年行動方案》在十九屆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第一次會議上通過,在這場由習近平總書記主持的會議上,“廁所革命”上升至國家層面。

    廁所是文明的尺度,也是國家發展的注腳。回望新中國70年壯闊征程,廁所映射著國人衛生習慣的改變,影響著億萬群眾的出行,關系著美麗鄉村建設的全局。“廁所革命”所承載的意義,要比人們想象中的更寬廣。


四川省彭州市九尺鎮農戶旱廁被改造成水沖廁所。人民網記者 申亞欣攝

一克重的糞便約有100萬至4億個細菌。

“男不長,女不生,骨如柴,人變形,體無力,腹水盈。”這是患了血吸蟲病的可怕癥狀。血吸蟲病俗稱“大肚子病”,患病后的人極度消瘦,出現腹水、巨脾等癥狀。血吸蟲病不僅使人喪失勞動能力,嚴重者甚至危及生命。

位于四川涼山彝族自治州大山深處的普格縣特茲鄉的老百姓曾被這樣的痛苦折磨著。

日照充足、雨量充沛、冬無嚴寒、夏無酷暑,潮濕的地表孳生出大量血吸蟲蟲卵寄居體——釘螺。釘螺正是血吸蟲病傳播的中間宿主。

“原來村里很多人因為這個病,丟了命。”特茲鄉的老人回憶起多年前的情景,依然十分恐懼。曾經,四川多地均有因血吸蟲病導致十室九空、人絕戶滅的記載。

“防治工作的第一步,是動員當地群眾去規定的地方上廁所。”四川省疾控中心寄生蟲病研究所的工作人員告訴記者,人、畜的糞便是血吸蟲病的主要傳染源之一。

血吸蟲病,這一駭人的疾病,直到2015年,涼山州普格縣全縣才達到阻斷標準。

特茲鄉鄉長方林告訴記者:“衛生廁所和沼氣池建設在村中普及率基本達到90%,使用率達到95%,有效控制了傳染源。”

在復旦大學公共衛生學院教授周藝彪看來,“廁所革命”不僅促使了基礎設施和環境衛生的改善,也改變了大部分村民的舊有觀念。“廁所的修建有利于控制血吸蟲病及腸道疾病的傳染,影響深遠。”

四川涼山地區的改廁運動是中國“廁所革命”的一個縮影。

新中國成立初期,鄉村環境普遍不整潔,不少農村人畜同居,人無廁、畜無圈的現象極為普遍。這使得疾病控制防疫工作非常困難。一些嚴重影響人們健康的腸道傳染疾病如痢疾、傷寒等高發。在兒童群體中,蛔蟲病的患病率高達70%以上。

農村廁污問題曾在中國廣泛存在,這源于農耕文明中“莊稼一枝花, 全靠肥當家”的觀念。農耕文明時期的廁所文化,讓人們將堆肥、收集人糞尿等視為尋常之事。

在1925年出版的《華南的鄉村生活——廣東鳳凰村的家族主義社會學研究》中,美國社會學家葛學溥寫道,農民們每天都從便池舀起液體糞便,穿過村落挑到田間,給農作物施肥;并且人們在同一條鳳凰溪打水和涮馬桶。

如何合理收集并處置糞肥,使其既能為農業所用,又不會污染環境,是當時人們所面臨的問題。

1952年,毛澤東同志題詞指出,“動員起來,講究衛生,減少疾病,提高健康水平,粉碎敵人的細菌戰爭。”全國掀起了轟轟烈烈的愛國衛生運動。周恩來、習仲勛同志親自擔任前兩屆中央愛國衛生運動委員會主任。各地區、各部門廣泛發動群眾,以除“四害”、講衛生、整治環境為重點,開展群眾性衛生活動。

“兩管五改” 成為20世紀50年代至60年代中期以來的農村環境衛生工作的核心詞匯,其中“一管”為管糞,“一改”為改廁所。

“愛國衛生運動抓住了農村衛生工作中管水、管糞兩個主要環節。通過管水、管糞,改良飲水水源和改良廁所,可以有效控制糞便中的致病微生物對水、食物和環境的污染,降低腸道傳染病的發生,同時還可以適應農業生產的需要,產生無害化的有機肥,增加收入。”中國疾病預防控制中心農村改水技術指導中心研究員付彥芬表示。

2019年4月,第31個“愛國衛生月”鮮明提出了“廁所革命”這一主題。

與多年前的“管糞、改廁”不同,十八大以后的新一輪“廁所革命”更多了一層健康中國的深意。“廁所革命”的第一環,緊緊扣在健康中國的進程中。


陜西省西安市長安區廁所保潔員向記者講述公廁的改變。宋子節攝

人的一生中約有3年的時光是在廁所里度過的。

如廁,這一人們生活的日常行為,被稱為“天大的小事”。

“廁所革命”在不同的歷史時期,也有著不同的時代意義。專家學者將“廁所革命”定義為一個循序漸進的過程,旨在改善公眾健康和環境質量。

付彥芬指出,“廁所革命”從新中國成立初期的糞便管理,到20世紀80年代的初級衛生保健,到90年代開始的衛生城市創建,再到如今的農村人居環境整治,其與國家的整體發展密切相關。

記者注意到,在衛生狀況得到基本改善后,1978年改革開放的時代巨變中,“廁所革命”出現了新的迫切性——

    經濟迅速發展,伴隨著城市化帶來的人口高度聚集與流動人口的與日俱增,1980年城鎮人口已達到1.9億,有限的公廁完全無法滿足基本需求。

    中國化肥工業的迅速發展,不斷弱化農村對人糞尿等有機肥料的依賴。20世紀70年代到80年代中期,這些“無法還田”的城市排泄物亟需通過城市下水管道系統處理。

    改革開放吸引海外觀光客蜂擁而至,當發達國家的人們觀望一個發展中國家的廁所時,對中國廁所感到的嚴重不適,并不令人感到奇怪。有國外游客向大使館致信表示,中國風景優美,吸引著廣大游客,但是人們低估了公廁干凈衛生的影響力。

    城市流動人口的驟然增加、有機肥料無處可去、外國游客的批評指摘……在城市化與對外開放的雙重推動下,改善城市公廁成為政府亟待解決的問題。

這場廁所衛生的整治,在自上而下的政府行為與有識之士的大力推進中探索前行。

1990年,借助舉辦第十一屆亞洲運動會的契機,北京市政府組織進行了大規模的市容整潔行動,其中包括對公共廁所的衛生整治。根據《中國“廁所革命”的30年故事》記載,1984年至1989年,北京市新建、改建公共廁所1300多座,使6000多座公共廁所基本達到了水沖廁所的干凈衛生的要求。

與此同時,20世紀80年代末,也有部分有識之士意識到在中國推進一場“廁所革命”的重要意義。

經濟學家朱嘉明從國外考察回來后于1988年出版了《中國:需要廁所革命》。書的前言寫道:“現代化作為一個歷史過程千頭萬緒。但是對于每一個人來說,都需要有一個‘大處著眼,小處著手’的精神。一個國家的廁所狀態,很大程度上反映一個國家的文化特征和水準。”

“廁所革命”貫穿著中國城市發展的始終,與城市建設的脈搏一起跳動。

“新城新區不欠賬,老城老區盡快補上”。經過近30年的持續推進,截至2018年底,全國城市和縣城環衛部門管理的公廁數量達到18.2萬座。

1949年時的北京,全市公廁僅有500余座。

2018年,北京市公共廁所數量達19008座,在特大城市中保有量世界第一。按照設置目標,在四環路以內,每平方公里就有20座公廁,人們步行5分鐘內就能找到廁所。

如今,北京推行的“第五空間”公廁,一改以往的形象和只能“解決內急”的單一功能,成為家庭空間、工作空間、休閑空間、網絡空間之外的又一個空間。

廁所,這一“天大的小事”,從民生短板一躍成為提升群眾生活幸福感的助力跳板。

秦嶺山腳下的向陽村村民正在修建三格化糞池。人民網記者 申亞欣攝

廁所的改建被稱為“大國的里子工程”。

“要發揚釘釘子精神,采取有針對性的舉措,一件接著一件抓,抓一件成一件,積小勝為大勝。”

2015年4月,習近平專門就“廁所革命”作出批示,要求從小處著眼,從實處著手。廁所,從旅游系統開始率先改建。不久后,推進到農村領域。

“長久以來,改廁的難度超過了人們的預期,新一屆中央領導集體敢于動真碰硬,解決人們生活中最關心的問題,提升了群眾的幸福感。”中共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教授許耀桐在接受人民網記者采訪時表示。

40多年前,陜西省延川縣馮家坪鄉趙家河村建起了有史以來第一個男女分開的廁所。翻修它的人,正是當時在趙家河村蹲點的知青習近平。

40多年后,記者來到陜西省西安市長安區東升村,探訪秦嶺腳下的廁所變遷。

夏日的午后,東升村的主干道上,溫暖的陽光照耀著各家各戶門前的小菜園,碩大飽滿的西紅柿和青翠的黃瓜掛在架上,空氣中彌漫著淡淡的花草香氣。

很難想象,一年前這條街旱廁毗鄰、臭氣熏天、垃圾滿街的模樣。

“改廁以前,每家每戶的旱廁都蓋在臨街的地方,村民覺得反正是蓋在公共區域,臟亂差與自己無關。”東升村街道辦事處改廁專辦李星宇描述道。

直到2018年5月,一封倡導改廁的《致農民朋友一封信》貼在村口的公示欄,由村里黨員帶頭改廁,到村民“跟風”,拆旱廁,建戶廁,空地蓋菜園,東升村村貌煥然一新。

廁所問題曾是城市面臨的通病,在農村更是“老大難”的問題。

早在30年前,各地已經著手對農村廁所進行改造,但收效甚微。有關部門調查發現,農民不愿意在這項“看不到直接收益”的建設上花錢,認為這是浪費錢財。

錢包鼓不鼓、觀念新不新,經濟條件、生活習慣與基礎設施的建設程度,往往影響著農村廁所改造的進度。在這里,“廁所革命”針對的不僅是基礎設施,更是一個龐大群體的固有觀念。

1981年,電影《被愛情遺忘的角落》中那個質樸而古老的山村,就是位于四川省眉山市丹棱縣的幸福村。這里坐擁大片古木山林,民居錯落,炊煙裊裊。

在改廁之前,村前屋后還是祖祖輩輩流傳下來的露天糞坑,糞便暴露、蒼蠅橫飛、臭味彌漫。將未經處理的糞便直接傾入田間做有機肥,村民雖然不滿意這種情況但早已習以為常,認為“沒有糞便臭,哪有五谷香”。

近年來,隨著“廁所革命”在全國的掀起,丹棱縣也著手推進農村改廁工作。根據官方提供的數據,幸福村總戶數470戶,衛生廁所429戶,衛生廁所普及率91.28%。


四川省眉山市丹棱縣戶廁改造前后對比。受訪者供圖

洗手池、鏡子、貼著瓷磚的墻……走進幸福村村民的家中,廁所樣貌已與城市公寓并無二致。

“村里整體的衛生狀況都變好了。”村民感慨地說。

付彥芬指出,在農村推進改廁,常常與農村生活垃圾治理、農村污水治理、鄉風文明提升等“打包”實現,共同成為改善農村人居環境的重要組成部分。這種變化,關系到社會主義新農村文明建設。

從設想到落地,相較于城市,農村現代化廁所想要大范圍推廣,需要更多的“熱身運動”——

接上電、用上水、修上路。有了照明設施,才能加蓋屋頂,不用露天照明;用上水,才能普及水沖廁所;修上路,與現代生活接軌,水泥、瓷磚、馬桶才能更快運到村里。

“習慣改變是一個過程。聚居型、散戶型和小規模聯戶型也有著不同的改廁模式。”長安區愛衛辦的衛俊利這樣說,“戶看戶,村看村,以點帶面,逐漸鋪開。”基層干部經過探索、試點、再探索、再試點、再推廣,因地制宜,一村一策,以點代面,農村改廁之火逐漸呈燎原之勢。

“農村的‘廁所革命’的動機已經從‘為了衛生’轉變為‘為了舒適’。”付彥芬介紹。

農業農村部農村社會事業促進司司長李偉國在今年7月的新聞發布會上透露,2018年全國完成農村改廁1000多萬戶,農村改廁率超過一半,其中六成以上改成了無害化衛生廁所,受到了農民群眾的普遍歡迎。

“廁所革命”的成功還有賴于技術的革新升級,管理的社會化和規范化,以及政府持續的關注和引導。在初步實現廁所的無害化后,實現廁所的資源化、人性化、節約化,也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以廁所之“點”帶鄉村振興之“面”,背后是廣袤農村文明進程的整體前行。


陜西省西安市雁塔區的公廁所長公示欄。人民網記者 申亞欣攝

“廁所革命”是發展中國家面臨的普遍難題。

2017年數據顯示,每年全球因為廁所問題的經濟損失高達2600億美元,死于環境衛生造成的腹瀉等疾病的兒童高達56萬人。

“我無法理解我們能把火箭送上火星和月球,卻修不好一座廁所,停止這個國家里的隨地大小便行為。”印度演員庫瑪爾接受媒體采訪時的一席話,在印度和國際上引發熱議。

中國的“廁所革命”如何能夠迅速推進?這也引起了國際社會專家學者的廣泛關注。

“這樣一個大國,這樣多的人民,這么復雜的國情,領導者要深入了解國情,了解人民所思所盼,要有‘如履薄冰,如臨深淵’的自覺,要有‘治大國如烹小鮮’的態度,絲毫不敢懈怠,絲毫不敢馬虎,必須夙夜在公、勤勉工作。”

中國最高領導人習近平的這段話語,道出了背后的玄機。

關系群眾切身利益的廁所,從中央到地方,各級領導干部層層部署落實這件“小事”,并力圖從制度上予以保障。

資金補貼鼓勵支持——農業農村部相關負責人介紹,中央財政從2019年開始,利用5年時間對地方的農村“廁所革命”進行支持。今年安排70億元資金,據測算,會惠及超過1000萬農戶。

多個部門聯動協作——在江西,省委常委、副省長掛帥,成立“廁所革命”領導小組。省住房城鄉建設廳廳長、省文明辦專職副主任、省旅發委副主任等10余位廳局級領導,成為小組成員。

基層制度保障落實——西安實行四級廁所“所長制”,3000多名所長掛牌上崗。記者在西長安街府東路公廁看到,所長管理公示欄上,長安區委書記王青峰的名字寫在第一列。“王書記幾乎每天都過來溜達一趟,檢查勤著呢。”廁所清潔人員說道。

“頑疾靠猛藥。”面對幾千年的傳統如廁環境和觀念,近14億人如廁問題的解決并非易事,需要久久為功。從中央領導到基層所長,這一橫一縱的體制為“廁所革命”搭建了落實路徑圖。

強有力的舉國體制,保障著這項民生工程順利推進。

在福建,福安市為了小小的廁所,市里面一周一督查,一周一通報,一周一約談,改廁的好壞直接跟領導干部的績效考核掛鉤,“完不成任務是要打屁股的”,福安市組織部部長尤峰云開玩笑說。

在青海,廁所的改建被稱為“一號工程”,景區A級評定和復核中把廁所是否達標作為硬指標,實行“一票否決”,倒逼城市和景區提高廁所數量和管理水平。

“中國在推進‘廁所革命’中展現的意志和決心值得敬佩。‘廁所革命’倡議發布以后,我們看到中國政府、企業、社會開展了全面動員,廁所建設、管理、服務和文明得到了普遍改善。”比爾及梅琳達?蓋茨基金會水源、清潔與衛生項目主任布萊恩·阿伯加斯特表示。

來自馬拉維、肯尼亞、加納等11個非洲國家的學員,隨著農業農村部的培訓班,一同參觀中國農村的沼氣廁所。馬拉維的本杰明?莫爾,對中國農村戶廁在沼氣方面的發展利用,表示十分贊嘆。他認為,這些發展模式可以復制到非洲國家。

中國“廁所革命”的成功經驗、技術探索,成為發展中國家借鑒的重要樣板。

淡灰色的大理石地面、通體潔白的洗手池、感應式的沖水馬桶……在中國的許多公共場所,干凈、衛生的廁所改善著人們的出行體驗。

有學者指出,“看一個城市的文明程度,最好去看它的公廁。公廁怎樣,城市文明就怎樣。”

一位長期管理城市公廁的基層干部向記者表示:“我相信,環境是能教育人的。”良好的如廁環境,也涵養著良好的如廁文明。

“廁所革命”不僅僅帶來文明習慣上的改變,也帶來健康效益、社會效益、生態效益,進而轉化為經濟效益,迸發出推動城鄉融合發展的勃勃生機。

中國改變著廁所,“廁所革命”也改變著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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